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摘 要]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创新人才的聚集地，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窗口，应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中发挥龙头作用，为建设教育强国担当作为、贡献力量。

[关键词]教育强国；大学；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大学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应发挥引领作用，承担历史使命。作为龙头骨干组成部分的大学，应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统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建设教育强国中发挥好支撑性、全局性、引领性、关键性作用。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支撑性作用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和教育竞争，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是根本。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瞄定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基础前沿理论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在科学发展上我国还面临着原始创新不足，我国在经济社会建设上还面临着一些“卡脖子”技术。大学应对接科技创新前沿，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基地，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跨机构组织协调的尖端技术和复杂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研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尊重科学研究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方面打破常规。一是深化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全面落实高等学校自主处置科技成果并自主确定收益分配比例的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是营造鼓励自由探索的氛围，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和适宜的考核周期，支持基础研究人员坐热“冷板凳”，深耕基础前沿领域。三是推进全链条、长周期人才培养，重点从中学选拔综合素质优秀、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实行小班化、导师制，探索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英才培育计划，构建人才早期发现和选拔培养机制，在自主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向2035年，必将大有可为。

瞄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养战略急需高层次人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贸易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大学应根据自身学科优势，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加快培养“高精尖缺”人才、高技能人才、关键领域涉外人才等高层次紧缺人才。理工农医类高校应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力培养引领产业变革的工程引领人才。外语外交外贸类大学应加快培养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领域急需人才，更好地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对各类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努力探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高端涉外法治人才，订单式培养能够开展精准传播的国际传播人才。

瞄定文化自信自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应在助力文化自信自强的进程中作出独特贡献。文化自信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哲学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应组织学者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推动构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文化自强意味着话语能力的提升，在国际上立得住、传得开。大学应发挥外语优势，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发挥全局性作用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确立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大学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顶端，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应加强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其他各类高等教育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高度内洽，形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接力与合力。

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校教师培养的“母机”，要从师德修养、教学能力、育人能力、自主发展等方面整体提高学生专业素养，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布局与培养任务，加强对中小学道德与法治、科学、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教师的培养，更好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发展需要。高水平综合大学应积极参与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开设厚基础、宽口径、多样化的教师教育课程，努力造就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师。综合性大学应利用一流学科专家资源，以实施“国培计划”“领航工程”为抓手，抓好优秀骨干教师示范性培训、中西部农村教师培训、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培训等重要项目，重点培养一批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为各地推进教育改革发展输送一批“种子”教师。

健全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体系。高素质人才培养对培养周期、培养内容深度广度等方面要求更高，应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树立系统培养的观念，推进大中小学教育有机衔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学应完善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引导学科专家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制定、教材教辅编写，推动有条件的中学提前开设相关课程，联合共建创新实验室、特色人才培育班，探索大学、中学“双导师制”，进行因材施教。以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为例，可推动关键语种人才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大学联合外国语学校提前开设相关语种课程，探索推广关键语种人才“高中+大学”贯通式培养模式。大学还应主动对接中小学，安排博物馆、实验室等文化科技资源向中小学生适当开放，协同组织夏（冬）令营等，为中小学校开展文化、美育、科技类实践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健全职普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目前，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与协调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多沿着学术与职业的路径平行发展。普通高校承担高等教育、职教机构承担职业教育与培训，二者交流融通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一些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学位并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仍面临社会认知观念歧视、办学能力低、招生困境等现实问题。大学应站在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治高度，助力打破大学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壁垒，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模式协同、教育成果互认，重视发展专业研究生教育，强化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引领和影响。

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中发挥先导性作用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期，处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攻坚期。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聚集地，应站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最前沿，率先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发挥激发活力、催动创新的先导性作用。

在制度创新方面，用好高考综合评价这个“指挥棒”。高考综合评价改革是牵动整个教育系统的综合改革，全面推动我国教育事业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从快速普及转向高质量发展。大学应当科学做好综合素质测评或强基计划判定，积极协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办法。应深化统一高考和大学综合评价的内容改革，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依据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如此，可倒逼中小学校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构建具有丰富性、选择性和适切性的课程体系，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用好教育数字化这个助推器。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国家对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行动作出全面部署，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一方面，教育数字化是提升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大学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对教育管理、教学教研、校园生活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开发利用，实现精细管理和精准施教，进而实现数据充分赋能。另一方面，教育数字化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有资源优势的大学可充分运用慕课、微课、虚拟现实等多种方式，打造重要公共服务产品，为学生和社会提供泛在、多元、智能化的学习生态。各大学应顺应科技大势，拥抱前沿科技，让数字教育激发更强动能，惠及更多师生。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各大学应明确各自优势学科在历史进程和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积极引进世界一流教育资源，积极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既是我国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自信自强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的必然选择。

积极引进世界一流教育资源。重视“以才引才”，切实把握引才重点，在基础研究和重大全球性问题研究领域，积极引进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合作设立联合实验室，开展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领域、跨国界的科研合作。重视“以会引才”，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凝聚海外人才的独特优势，立足全职引才，兼顾柔性引才，增强海外人才引进的吸引力和针对性。除了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还应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在国内急需、紧缺学科专业，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中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实质性合作，支持优秀学生到世界著名大学名师门下学习研究，接受指导，成长成才。

积极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不稳定性的态势，大学应切实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文交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例如，北外策划出版“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丛书，从不同方面、不同维度论述7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政策、发展战略、治理模式等，有力推动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北外还积极承担教育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出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等四大系列图书，完成哲学、历史、文艺3类900条术语的编译，先后向“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和地区输出32个语种版权，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近年来，我国大学不断深化改革，推动以“四新”建设为代表的新教改，以发展在线教育教学为代表的新形态，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代表的新质量，办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有条件的大学应勇敢走近国际教育舞台中心，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各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主动参与、推动、主导国际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制定，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应发挥高水平国际教育论坛和国际会议平台作用，发起成立或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和国际高校联盟，分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扩大国际影响力。2022—2023年，北外发起成立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建设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汇聚世界各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相关领域学者，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

教育强国既是教育自身的强大和现代化，更是以教育的强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建设。要在二者的互动中，深刻把握大学在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支撑作用，深刻把握大学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全局性作用，深刻把握大学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先导性作用，深刻把握大学在建设世界教育中心中的关键性作用，为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担当作为，贡献伟大力量。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