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先生专访

潘懋元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

访谈整理：蔡宗模，朱乐平，张海生

摘  要：潘懋元先生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7年、从“教育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22年和改革开放至今3个阶段。7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规模大发展、人才培养多元化，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70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潘先生认为，应坚持依靠教师，深化内涵式发展；应统筹协调，激发各级各类高校的办学活力；要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要根据中国国情，重视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70周年；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强国；教育规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2019年是新中国诞辰70周年，《重庆高教研究》拟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一代教育家学术脸谱”专题，对老一代教育家进行系列专访，系统展示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也为中国教育学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潘懋元先生从教80余年，拥有丰富的高校教学与管理经验，可以说，潘先生既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周年的见证者，又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周年的实践者，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有独到的认识和体验。

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分期

蔡宗模：尊敬的潘先生，您好！获悉您刚刚结束两个博士生班级的第二轮授课，身体正在调理中，我们非常荣幸得到您的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头审视，您认为新中国高等教育70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与以文革和扩招两个界点的划分是否有所不同？为什么？

潘懋元：1941年，我考入厦门大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已经在大学里面当助教。我经历了新中国70年的变革与发展。学界一般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依据不外乎以下几个：1949年新中国建立、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9年“高校扩招”。“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重要节点，以前的教育史就以此为界，将新中国高等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和“文化大革命”后。按照这个划分，我们现在就属于“文化大革命”后时期。这有一定道理，但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不尽吻合，容易忽视建国之初模仿苏联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7年，并与之后10年的“教育大革命”——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扯到一起。此外，1999年高校大扩招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的历史阶段，即改革开放至今。与前面两个阶段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应该与前者并列。

蔡宗模：依据您的认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70年应该怎么划分呢？

潘懋元：从大的分界来说，我认为应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7年，学苏联；第二个时期是从“教育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共22年；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学习苏联、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的7年。当然，学习苏联存在某些问题，学界也进行了很多批判。但是对当时来说，毕竟在这7年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总是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所以，在这7年里面，跟新中国成立前不同，比如说设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也为当时苏联援建的57个重大工业项目培养了一批人才奠定了基础；尽管它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人才还是那个时候培养的。第二个阶段，一般是以“文革”为标志，划定为“文革”中间10年，其实不对。新中国成立7年后，也就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像“文革”那样的破坏性时期，只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文革”，而叫“教育大革命”。在“三面红旗”[1]之下，高等教育界开始搞“教育大革命”。这个“教育大革命”就像“文革”那样，大家都不读书了，都上山下乡，去炼钢铁。在我印象中，最少的一年我们只上了40多天课。所以，破坏性并不只是“文革”10年，破坏性时期应该是20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即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后大约持续了22年，整整耽误了一代人。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以1999年“扩招”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又可以分为改革发展初期和大众化时期两个阶段。这是我的经历，也是我的主张。因为我在这里（厦门大学）77年，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都在大学里面。后来，我被借调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又作为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但大体上都没有离开厦门大学。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蔡宗模：作为新中国70年的亲历者和高等教育学的创建者，您认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潘懋元：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多的1947年是15.5万。15.5万是一个什么样概念？还不到我们现在在学博士生36.2万的一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从高等教育规模或量的发展上，新中国的70年，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大发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所以第一个成就就是规模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也就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另一个成就是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更加多元化，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大都是培养学术型人才。但是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大批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行吗？1个科学家要10个工程师，1个工程师需要10个技师，就是技能型的人才。我们既要有科学家，还要有大国工匠，所以看问题要全面。在1998年开始准备大众化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念——质量多样化，即不能够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质量。过去我们常常看不起那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就是用单一的、用培养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都是研究型高校的毕业生，哪来生产一线的技术人才？学术水平与动手操作能力孰优孰劣？不能用一个质量标准来评判。现在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大学生的质量不如以前的高。我认为，这是一种“代沟”的看法。需要明确的是，我们那个时代学的什么东西，现在大学生学的什么东西，事实上，我们那一代还不如现在的大学生。在智能化时代，还能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吗？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思维：这一代人的总是看不起下一代人，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曾经，美国的老一辈把青年一代看作是“垮掉的一代”，有没有垮掉？没有垮掉，而且他们干得比你还好。所以，不应该站在当前阶段去看年轻人，如果要看的话，应该看到年轻人比我们更厉害之处——智能化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确实比我们厉害。

蔡宗模：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走过那些弯路？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潘懋元：主要的经验就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办教育。实际上，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也走了弯路的。高校大合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的高校合并很严重。比如，地方高校的合并，是将几个学校合并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学校。比较典型的就是，吉林大学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变成全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有人戏说，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校园中。我不是很赞赏。世界知名的大学不一定都是规模很大的，比如美国的许多高校到现在也就两三千学生，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商界精英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把一些行业特色的学校都改为学科齐全的大学，存在遗憾。现在，原来的行业特色型学校还在组织一个行业特色型高校协作会。但现在很多高校成了变成了综合性的院校，把它的优质的资源分散了，很可惜。所以，他们现在考虑协作，考虑保留特色，农业院校就认真搞农，师范院校就认真培养教师。

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蔡宗模：基于历史经验和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请您展望一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并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潘懋元：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以前中国排第四、第五、第六，落后于印度、俄罗斯等国。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已经把俄罗斯甩在了后头，把印度甩在了后头，现在连美国也被我们甩在了后头，但是现在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有很多工作要做，下面着重谈四点。

第一，坚持依靠教师，深化内涵式发展。这些年来我们都是在制度上面完善，没有深入到真正培养人才的内涵上去。内涵包括哪些内容？第一课程，第二教学，第三是师资——师资队伍的建设。因为课程与教学都要靠教师来做，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教师。近些年，教育部要求各个大学都要搞教师发展中心，现在全国大多数高校都已经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当然有的搞得好，有些搞得不太好。内涵式发展必须依靠广大教师。我们现在提出培养“双创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没有教师教育和教师的发展，这些都是空谈。

第二，激发各级各类高校的办学活力。2017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是把“双一流”的这种精神泛化到各级各类学校中去，不能把“双一流”建设停只留于少数重点大学，或者说原“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更需要强调的是，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有它的“一流”，让大家都有积极性，不能用一个标准，要有各种标准来激发整个高等教育的活力。

第三，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尊重中国的传统，但是不能够只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办教育，应该广泛地吸取其他国家办教育的经验和优点，还要尊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来的一些国际理念。具体来说，传承和维护中国的传统，但是不能死搬硬套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高考，中国的高考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是把人的脑袋捆在一起，现在我们高考也是把人的脑袋捆在一起，所以现在高考要改革，困难很多。科举制度在一千多年前创建初期有其进步之处，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门阀，把有才能的人扩充进官僚队伍。但是科举制为什么从进步走向灭亡？因为它阻碍了中国的文化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因为它都把年轻人都赶到这条道上，而且考试范围越来越狭窄，仅限于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所以，事物不改革，往往会走向毁灭。我们现在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学习孔子思想之时，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时中”精神。孔子为什么是“时中之圣”？所谓“时中”，就是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所以，尊重传统，不能够拘泥于传统。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教育发展愿景——可以说是全球达成的一个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4大发展理念：第一是全纳；第二是公平；第三是有质量；第四是终身学习。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世界性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借鉴。这样，当我们的经济已经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在世界上也应具备自己的鲜明特色和话语权。

第四，推进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当前，教育部只承认一级学科，评什么东西都看一级学科，拨款也按照一级学科。教育学分化成3个一级学科，一个是普通教育学，一个是体育学，一个是心理学。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跟普通教育不同。但高等教育学现在只是一个二级学科，当然在高等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个学科之前，能够得到二级学科也是好事。大家可能不知道，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但不能说国外没有我们就不能有，国家不同，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学成为二级学科后，我们就可以招生、培养研究生、开展研究，现在全国有20几个博士点、100多个硕士点。现在一些中国学者缺乏自信心，有学者问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何时能建立自己的学派？”我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有自己的学派，现阶段已经是如何去更好地国际化，在国际教育发展上由中国高等教育的话语权，把中国的教育学派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的时候。现在就是考虑如何从现代学科建设方面去行动，它涉及一个建设标准问题。但现有标准是谁设立的，都是人家设立的，虽然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有跟其他学科不同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还要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化学有化学的研究方法，生物学有生物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些方法教育研究也可以使用。我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要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用量化研究，也可以用质性研究，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要把自己圈在一种研究方法里面呢？

蔡宗模：谢谢潘先生接受我刊访谈！敬祝潘老身体健康，学术常青！

* 作者简介：潘懋元，男，广东揭阳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在访谈和材料整理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汤建与重庆文理学院本科生谭蓉两位同学的帮助与支持，特此鸣谢！

[1]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