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先后获得批准，标志着新一轮高校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两校综合改革试点是国家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战略举措，因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事关全局，错综复杂，不可不慎。两校作为尖兵，探路试水，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深化高校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大学自主办学的活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新一轮改革与以往改革最大的不同，是着眼于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性建构。自主办学是大学活力之所在，30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就没有离开过自主办学的主题。从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给高校一点儿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始终是最重要的教育政策议题，“放权”也是每次改革都少不了的举措。

　　然而，以往改革的主要方式往往是政府权力的让渡，虽然高校自主办学的空间在逐步扩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行政过度干预的束缚。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自主办学权利行使存在担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大学制度短缺、制度失范客观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改革是从属的、被动的。而这一轮改革是在尊重高校主体性基础上的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本内容，让高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自主改革，形成适合本校的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健全自我约束和监督机制，使自主办学具有可靠的制度保障。这种改革方式致力于从高校内部驱动，将有力地调动高校办学的主体性，使之焕发出活力。政府充分尊重高校改革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体现出崭新的依法执政的法治精神。

　　以往的实践证明，内生性改革必须以组织成员的价值认同为前提，高校作为知识共同体更是这样。高校新一轮综合改革特别需要凝聚共识，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普遍认同，否则就难以成功。2013年，北京大学曾提出人事制度改革整套方案，征求教职员工意见，引起了校内外广泛的争议，最终没能全面实施。这场被人们称之为“癸未改革”的流产，正说明了没有共识的改革在大学是难以推进的。而今年燕京学堂项目引发的静园风波，同样也表明，大学校园里的改革需要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没有这种认同改革就会困难重重。而认同的实现，靠的是尊重学术权力、尊重师生的权利、尊重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

　　如果说外力驱动的改革常常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内生驱动的改革则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格外重要。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高校综合改革尤其应当如此，因为改革的动力在大学，大学组织的根基在院系。动力源自院系，改革才会有牢固的基础。从媒体披露的两校综合改革方案信息来看，无论目标、内容，还是路径、策略，都各具特色，充分反映了政府对各高校自主探索的肯定。同样，高校在改革中，也应充分考虑院系的特性，鼓励从实际出发的基层创新。事实上，很多方面的改革并不是从零起步，有些已经在基层探索多年，通过总结和提炼，使之趋于完善，乃是改革的应有之义。

　　高校综合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纵深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制度和机制，触及各个主体的切身利益，如何有效关联、衔接、把握、平衡，非常考验高校改革设计者和实施者的智慧。以人事制度改革为例，它牵涉到学术治理体系的架构、学术权力的正确行使、学术评价标准的科学制订、学科发展的规划和队伍的建设、教学和科研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薪酬待遇制度的整体设计、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不同时期人事制度和政策的衔接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大学是“有组织的无序”，利益多元，目标多样，学科之间差别明显，评价方法难以划一。解决好人的问题，需要更民主的协商、周密的考虑、周全的举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际和谐的改革，真正激发出主体的正能量，促进大学的快速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综合改革要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摈弃那些粗放的、单兵突进的、唯上意志的、短期功利式的改革。唯其如此，改革才有望获得更广层面的成功。（作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12月08日）